新中国成立后，受到西方现代医学的影响，中医的发展与应用经历了曲折的路程。这条路上，我国中药及天然药物化学专家姚新生，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中医药领域，不但在专业上取得突出成就，更在中药产业化领域作出卓越贡献。他受托组建的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，如今已发展成为广东省推动中医药产业技术进步、培养高科技人才的一块重要阵地。

1981 年的东京大学药学部，出现了一位特殊的中国留学生。47岁的姚新生背着砖头般的黑录音机穿梭在校园里，吃饭时耳机不离耳，做实验时磁带仍在转动——这是他攻克语言关的笨办法。作为教育部公派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，姚新生需要攻克的不仅有日语障碍，还有他从未接触过的核磁共振仪、质谱仪等精密仪器。

虽然在国内考试时日语成绩优异，但到了日本姚新生发现他的日语不能满足日常需要，为克服语言障碍，他每天驮着砖头似的录音机学习日语，甚至在实验时也坚持收听。为抢时间，姚新生每天学习16小时，清晨 6 点就到实验室熟悉设备，晚上 11 点才离开，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。有一次为追踪中药软紫草的抗炎成分，他连续三周每天只睡4小时，守在层析柱旁记录每一组洗脱数据，最终成功分离出Arnebinol等三种新成分，申请了两项日本专利。1983年，他凭借这样的拼劲，成为东京大学百年校史上首位仅用两年就获得药学博士的外国人。

毕业时，日本公司开出远超当时国内数十倍的年薪，还承诺提供独立实验室，姚新生却一口回绝：“我是国家派来的，必须回去。”他归国时行李箱里，除了装满科研数据的笔记本和论文手稿，还有一台当时国内稀缺的计算机——那是他用节省的生活费购置的，只为给国内科研团队提供更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。面对导师“留在日本能取得更高成就”的惋惜，他坚定地说：“中国的中药研究，不能落在别人后面。”

2001年深秋，67岁的姚新生站在深圳清华研究院的空房间里，手中握着的5项专利是他筹备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中心的全部家当。卸任沈阳药科大学校长职务的他，放弃安稳的退休生活南下“二次创业”，只为破解中药研究重理论轻转化的困局。

科研不能关起门来做，要让中药真正走进产业。这一直是姚新生坚持的理念。他推翻了当地惯例的开业仪式，砍掉舞龙点睛和礼仪小姐的预算，把经费全部投进设备采购。他带着团队挨个企业跑合作，面对有人质疑“院士懂市场吗？”姚新生则多次强调：搞研究，一直要坚持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。为节省开支，他让研究生兼任行政助理，自己的办公室只放一张旧书桌，抽屉里常年备着泡面。

这份坚持终见成效。2002年，姚新生带领团队成功从中药薤白中分离出抗血栓活性成分，相关专利被药企以高价收购；次年他们又为银杏叶提取物建立标准化检测方法，解决了出口欧盟的技术壁垒。2019年回访时，姚新生看着厚厚专利证书感慨万千，这个当年他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平台，如今已经有了研发一类新药的资质。

从47岁东渡求学突破技术壁垒，到67岁南下拓荒打通科研转化链路，姚新生院士的半生轨迹，始终围绕“中药”与“报国”两个关键词展开。这份跨越半世纪的坚守，既源于他对药学领域的极致热爱，更根植于“中国中药不能落后”的家国担当。

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